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更加精准高效地保企业

  更加精准高效地保企业——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本刊特约记者 孙芙蓉 本刊记者 贾瑛瑛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首先请您谈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

  白重恩: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直接影响,疫情对很多经济活动带来了冲击。前期我国经济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而国外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是间接影响,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外部经济活动没有恢复正常时,对产品的需求减弱,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二是如果企业生产环节的上游产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生产能力受限,则该企业也会受到影响。三是疫情之后,一些经济体认为在某些方面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容易形成一种反全球化的情绪。例如,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国家对医疗设备等生产销售提出限制措施,只顾本国利益,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反感。这可能导致人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信心不足,从而更多考虑用自给自足来防范风险。同时,有些国家出于选举等国内政治层面的考虑,会采取一些对经贸关系不利的措施,这也会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我国特别提出要“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才比较全面。在疫情冲击下,从短期看,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可能性不大,因为重构产业链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中期看,反全球化思潮确实可能会带来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重新调整,这个调整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长期看,情况可能又不是那么悲观。过去这些年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是因为它带来了效率的改善。现在人们不仅仅关心效率,还同时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而这个韧性和效率可能稍微有一些冲突。从保证效率的角度,需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从保持韧性的角度,又要考虑如何保证经济体安全,使得价值链上的环节不要过度集中于某一市场、某一企业,而是要适当分散。短期内,一些国家对“韧性”的考虑可能会多一点,但是长期来看,又会重新意识到效率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尽管可能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产业链的重构,但最终当人们重新呼唤效率时,又会继续让全球价值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管未来情况究竟如何,我国都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方面,要考虑与我们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充分评估它的稳定性、安全性;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对效率的追求,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局面。这个局面能否维护好,与各个国家的努力是直接相关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前提下,应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实现最好的结果。

  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对此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到有基本的供应能力,当别人“卡脖子”的时候,企业也能够继续生存。同时,不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治理改革,使其向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从而对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不仅仅是依靠每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

  记者: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国际上一直都在讨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二者应当是怎样的关系?您怎样评价欧美主要经济体对经济的救助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度?

  白重恩:这个问题很重要。谈到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认为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应配合财政政策,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自身的目标。实际上,这种配合很多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财政要实现对各类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势必要有比较大的投入,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赤字,政府发行的债券将吸引大批投资者,如果说此时的货币政策还是很“紧”,那么企业再去融资就会面临很高的成本,融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需要与财政政策有一定的配合,来使得融资成本不因财政赤字而上升。当然,这里不是说财政做什么,货币当局就要被动接受什么,而是在维护货币政策自身目标前提下增强协同性。

  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目标是既能比较高效地救助企业,又不会带来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这对财政当局提出的要求是,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对货币政策当局提出的要求是,在满足货币政策既定目标前提下配合财政政策。

  谈到美联储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总体上我认为,疫情发生后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些恐慌。如美国以及欧洲的资本市场一度面临着流动性被冻结的可能性,聚集着很大的金融风险,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及时向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正常运行,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各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面临的挑战、经济上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并没有那么大,还没有到那种要实行负利率、无限度购买资产的程度。但我认为,各个经济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保持市场正常的流动性,保持价格相对稳定,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持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当然,尽管政策目标总体上一致,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样的。

  记者:您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提到了要高效保护市场主体,我们看到,目前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已经推出多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从财政政策角度您认为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白重恩:这次疫情给很多企业都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些企业如果无法获得救助,很可能会破产。需要说明一点,通常情况下,企业因经营不善,或者说由于市场环境改变等原因退出市场,政府是不应该去救助的,应让市场机制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这次疫情中企业受到的冲击不是自身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企业所无法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企业不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问题;相反,如果不救,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举措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金融支持层面,实践中金融支持往往很难有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市场来运行。这里要特别强调,财政政策能够针对不同类的企业,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力度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支持更直接。

  救助企业还要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差异非常大。从统计数据来看,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4%,但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利润增长15%。如果给所有企业以同样的政策、同样力度的帮助,而我们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效果必然不理想。为此,应针对那些面临困难比较大的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第一类企业尚能维持生产,但外部需求疲软。为保住这些企业,让其能够在外部需求恢复时继续满足市场需要,可以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做一些促进工作。比如,前段时间一些地区尝试发放消费券,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消费券应该鼓励哪一种消费呢?我觉得应该鼓励受外贸影响比较大的企业产品的消费,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设定应当更有针对性一些,侧重于增加这一领域的消费需求。

  第二类企业难以维持业务正常运行,但未来仍有前景。以国际旅游为例,因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行业已陷入停滞。然而我们知道,国际旅游的需求仍会长期存在,如果这些企业退出了,它们多年建立起来的与国外旅行社、酒店、旅游景点等的业务合作关系就丧失了价值,未来想重新开展合作也会很困难,所以需要帮助企业保持这些资源,避免其破产。对这一类企业,由于业务停滞,减税没有意义;暂缓社保缴费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能够降低人工的成本;很多企业比较小,没有贷款,或者通过正式渠道无法获得贷款,贷款延期的措施也难有成效。那么就需要财政对这些企业提供一些补助,让它们能够生存下去。

  第三类企业没有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疫情带来很多新的需求,那就不需要提供财政支持。

  所以,总的来说,希望我们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在此强调的是,这和通常情况下说我们要实行普惠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普惠政策的出发点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也主张通常的情况下政策要普惠,但现在各行业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疫情导致有些行业所处环境非常恶劣,有些行业则处于比较有利的局面。这时对一定行业的政策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同一个行业之内,对于不同的企业,我们应该提供一致的帮助。所以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针对性地对行业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帮助,真正以比较低的成本、比较高效率地来落实保市场主体的这样一个最关键的任务。

  记者:请您从总体上解读一下“六稳”与“六保”的关系,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

  白重恩: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今年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要求经济仍要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方面,而这里面保市场主体又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市场主体没保住,那保就业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如果不是由市场来提供就业,那就要靠政府做很多事儿来提供就业,效率就可能会比较低。所以,保市场主体对于保就业是至关重要的,而保就业对保基本民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很多人失业,那他们的生计完全靠政府来提供支持,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在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我国基于较强的调配能力做得相对比较好,属于强项。至于基层的运转,基层财政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正在通过大量增加转移支付来保基层,这方面的困难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

  我认为这“六保”里面,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尤为重要,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设计政策,非常好地去实施这些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把握好度,不仅考虑近期的影响,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这样来设计好我们的政策。如果说怎样抓住“牛鼻子”的话,可能这两个就是“牛鼻子”。

  对于保就业,我这里有一个鲜活的案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建议设立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提案,得到很多政协委员的支持。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会面临特别大的挑战。从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但是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3.8%,是总体调查失业率的2倍多。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又有很多疫情所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需要有人去提供服务。那么,能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匹配在一起进行解决呢?

  我的提案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疫情期间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很特殊的挑战,不能面对面上课,很多课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我的同事和他的合作者做了一个研究,通过高考模拟考试成绩来分析高三学生的学习效果,发现线上授课对于弱势群体是很不利的。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家长辅导孩子的能力、网络硬件存在差异等。线上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得到矫正,很可能会变成孩子今后的“软肋”。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组织一些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青年志愿服务队”来给弱势群体孩子们补课,用一年的时间补上这段欠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到市场供给需求不平衡时,就要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弱。而疫情又带来了公共服务的新需求,正好这两个可以抵消。再进一步看,组织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基层给弱势群体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形成、对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建议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政策鼓励,比如对一年后考公务员、应聘国有企业、考研究生等给予适当倾斜,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孩子把他们的青春用到支持弱势群体的教育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记者:您最近谈到努力避免过快投资造成投资低效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投资适度、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呢?

  白重恩:刚才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如果定了一个目标,不管是什么,在市场面临着这么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来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所以,当处于单一投资目的时,就不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是满足一个事先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那个时候,投资就可能非常低效。过去就出现过一些地方为了保增长速度,盲目开工建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了大量投资浪费、资源挤占以及产能过剩情况,同时,使得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很高。因此,如果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增长目标而进行这种低效的投资,我是不主张的。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没有设定增长目标,政策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点,也会很大程度地避免低效投资的驱动。

  现在比较强调新基建投资,我认为,一是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加大一些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加快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三是新基建能够更好地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非常赞成新基建这个方向,但是不希望一哄而上。从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看,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认为一个事儿该做,往往一哄而上,过程中又缺乏协调,最后就容易造成做得过度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事后来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过大,最后出现产能过剩。我不希望新基建又重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总体来说,我支持这个方向,但是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能够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除了避免一哄而上的问题,您认为,在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特别关注和防范哪些风险?

  白重恩: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实施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就会觉得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那么,怎样把握好这个度呢?目前形势下,希望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似乎比较高。我认为,对此特别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更科学、更长远地去看问题,使政府真正更好地去配合、服务市场,而不是“喧宾夺主”。

  二是要尽量让金融机构按市场原则来做事。当前,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支持中小微企业,但要把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结合起来看。如果政府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担保,那么商业银行可能就会更愿意对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是,如果是硬“压”指标,可能容易带来新的风险,甚至放大刚才所谈的各行业分化问题。最后谁为这个风险来负责呢?那就有可能又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的边界搞模糊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所以,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长期目标。政府该做的事儿政府做,金融机构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很好地去配合。

责任编辑:张译文